張秀文不但和王元鵝存在財產糾葛，還知道王元鵝並非艾滋病患者，這完全符合馬弘文之前對“凶手”的所有分析和推測。

但看著眼前像是在聊著家長裏短一樣的張秀文，馬弘文卻越來越迷糊了——這女人，到底是個什麽人呐？

“我一聽王元鵝不是艾滋病人，就知道他在‘住院’期間，很可能會偷偷跑去‘君兮’酒吧。他那人，好動、好酒，要他一天到晚躺在床上裝病，不到處亂跑，還不如期待母豬能上樹。”

“我聽張培說了這些後，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，最終還是決定再去找王元鵝談談。本來以為，他得了病，我和他之間的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。但是，他既然沒病，這個問題終究又得拿出來解決……你懂的。”

“所以，我就直接去‘君兮’酒吧找他。結果，在那裏的第二天，他果然就出現了。”

從張秀文的這些話來看，二百五張培向她透露的王元鵝的相關情況，遠遠不止“不是艾滋病人”這麽簡單。

張秀文去“君兮”酒吧的真實目的，到底是像她說的這樣，僅是去找王元鵝協商收取部分門麵租金的事，還是另有所圖？比如，去看看王元鵝會不會在“君兮”酒吧出現，從而確認張培向他透露的消息是否屬實，進而考慮是否實施殺人行為。

從時間上來看，張秀文和王元鵝見麵的時間是在6月24日，紅衣女子在“柏林國際”出現的時間是6月25日。

張秀文在“君兮”酒吧確認王元鵝並非艾滋病人，並再次和他就相關利益問題談崩後，於第二日著手實施犯罪行為，這一邏輯順序完全成立。

紅衣女子到底是張秀文本人，還是她的“幫手”？

馬弘文疑雲重重。

張秀文說的不管是不是“借口”，都符合正常邏輯。

在馬弘文看來，張秀文這樣的人，如果沒有實質性的證據和充分的把握，就對她提出質疑，她完全能迅速拿出一套自圓其說的說辭，甚至都不用打草稿。

因此，沒有充分證據的懷疑，馬弘文不打算正麵質問，而是在心底迅速盤算決定采用旁敲側擊的辦法，試圖讓張秀文在口供中自露馬腳。

“你平時，有沒有去過王元鵝在‘柏林國際’的家裏串過門？”

張秀文搖搖頭：“‘柏林國際’我去過，但是王元鵝家裏，從來沒進去過。”

“我離婚的時候，王元鵝還在讀大學。他當時還住在公公婆婆的老房子裏，我住在另一處房子裏，他和我之間的關係還算融洽。”

“但是前後沒到半年，也不知道他從哪裏聽來的閒言碎語，認為我遲早要改嫁，到時候至少要帶走他家一半的財產，去給別的男人作嫁妝。所以，很快，但凡是他家和錢有關的，他都不讓我沾邊。慢慢的，和他之間的來往也就越來越少。”

“後來他大學畢業，沒有再住公婆的老房子，而是在‘柏林國際’購置了一套商品房，搬了進去。”

“早些年，他會時常帶兩個小孩出去玩，有時候還會帶回家。所以，我去‘柏林國際’也是接孩子回自己家，但從來沒進過他家大門。”

這又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。

去過“柏林國際”，但是沒進過王元鵝家門，也就是說她對於“柏林國際”大門裝了監控設備，以及小區內部是否有完善的監控係統這一情況，可能知情，也可能不知情。

“你是說，後來他沒有再帶孩子出去玩耍過？這是什麽緣故？”馬弘文繼續問道。

“我剛才說過，我找他一提收取部分門麵租金的事，他就和我提孩子撫養權的事。他這想法應該是後麵一兩年才有，之前從來沒提過，隻要我別打他們家財產的主意。”

“大約一兩年前，他開始向我提孩子撫養權的事，我最初還以為隻要我不同意，他也不能怎樣。但有一回，他趁著帶孩子出去玩的機會，居然將孩子帶去了雲南。他這樣乾，明顯就是試圖將孩子從我身邊分開。”

“我在電話裏頭警告他，再不送孩子回來，我就報警。但他壓根兒就不在乎。後來，還是兩個孩子又哭又鬨，他才將孩子帶了回來。”

“事後，他和我說，就是想帶兩個孩子出去旅遊，沒別的想法。這樣的話，鬼才會信。”

“之後，我再也沒讓兩個孩子和他見過麵。”

“後來，看到新聞上說，王元鵝得了艾滋，我就一直都在猶豫，要不要讓孩子去和他見一麵。雖然王元鵝和我有矛盾，但大人之間的事不應該牽扯到小孩，況且他對兩個孩子都不錯。”

“但我還沒決定下來，就從張培那裏聽說他不是艾滋病人的消息。再之後的事，您都知道了。”

馬弘文仍舊麵無表情：“王元鵝有沒有什麽要好的女性朋友？”

張秀文仔細想了想，說：“以我對他的了解，他好像沒什麽女性朋友，甚至都沒見他和同齡女性一起走過路，更別說會有什麽要好的女性朋友。”

然後，她又笑了：“我對他的了解主要停留在他十八九歲以前，興許他之後交有女性朋友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呢，有沒有什麽要好的女性朋友？”馬弘文言語平淡。

“問我有沒有男朋友的很多，問我有沒有女朋友的，您倒是第一個……”

馬弘文居然十分難得的在眼角蕩出一絲笑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