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藤新一很快接受這個事實,說道:“我會請目暮警部調查之前是否出現過相似的案件。”
“朝著意外死亡的方向去查。”柳原月建議道,“如果有類似的凶殺懸案,警方不至於聯想不到。而且,凶手會接連犯案,說明之前犯下的罪行並沒有被人發現,他甚至從中得到了一定的樂趣甚至快感。那時候的他會感到緊張或是恐懼與擔憂,害怕警方會發現死亡案件背後的真相,但因為警方輕易相信了他的說辭,也可能是被偽造出的意外死亡蒙蔽,才塑造了他的自信,令他有勇氣再次作案。”
眼前的這三起案件已經提供了足夠的信息,死者A並不是這起連環殺人案的起始,至少不會是凶手手上的第一條人命。
……等等。
她竟然會用“人命”這個詞?
在這個本就以推理聞名的漫畫裏,生死不都是……太正常不過的事了嗎?
隻是角色的命運而已。
是從什麽時候開始,她竟然也忍不住上心起來,一本正經地分析案情,不知不覺投入其中,像是當真了一樣。
柳原月恍惚了片刻,直到那道清澈的聲音不斷響起,視線才重新有了焦點。
少年的麵容一如既往的帥氣,眼底的青黑卻也十分明顯,閉上雙眼時偶然會流露出輕微的疲憊之態。
但隻要睜開雙眼,那其中的神采奕奕便不容忽視,如鑽石的光芒一般璀璨,頃刻掃去之前的倦意。
“怎麽了?是太累了嗎?”工藤新一擔憂地看向她,“是我打擾太久了,你休息一會。”
或許讓人無法隱瞞是偵探潛在的能力之一,總之在對方的注視下,柳原月驟然有了“知無不言”的衝動。
她說:“其實我還有一些看法。”
這句話說出口之後,心中的猶疑便隨之消散,驅使她說出更多的推測。
“連環殺人案的謀殺動機通常是為了滿足某種心理,可能是性、金錢、關注度……”柳原月以陳述的語調介紹道,隨後問他,“將這三起案件匯總,給旁觀者所留下的最明顯標記是什麽?”
工藤新一的領悟力與敏銳度驚人,一陣見血地指出關鍵之處:“是簽名。”
柳原月抽出那三張拍攝下屍身上簽名刻痕的特寫照片,展示在他眼前。
“沒錯。事實上,凶手的這項行為有兩點需要注意。第一,凶手將簽名留在死者的屍體之上,是炫耀的舉措,可以看出凶手是一個張揚的人。但另一方麵,他選擇的並不是屬於自己的落款,我是說,他沒有選擇更有代表性的、固定的圖案或是字母,而是選擇了死者的名字。
“比起前者,顯然現在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方式更加隱晦,說明凶手的內心深處仍然有少許難以察覺的不自信——他既渴望告訴所有人這是同一個人犯下的案件,可潛意識又害怕被人發現這是連環作案,顯得十分矛盾。”
“當然,凶手選擇在死者身體上刻下簽名,未嚐沒有‘就連死者的簽名都要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’的想法。一般來說,這是在受過極度壓迫後渴望展露自己能力的一種體現。”
將照片合攏,她沒有留出給對方思考的時間,又將屍檢報告擺出來:“你還能從屍體上發現什麽痕跡嗎?除了致死傷和簽名刻痕。”
報告上的字早已印在他腦中,工藤新一卻仍然仔細看了一遍,抬頭問她:“沒有其他痕跡,但這就是最大的痕跡,對嗎?”
柳原月點頭:“是的,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。
“從這三起案件來看,凶手的手法分別是讓死者口服毒藥,讓死者外用毒藥,向死者注射毒藥。與氰.化物不同,蒎烯類藥物的致死過程緩慢,會給死者帶來一定的痛苦,說明凶手心中是有不滿與憤恨的。
“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,他選擇的手法出血量少,並沒有破壞死者遺容,沒有任何諸如毀容或肢解的泄憤之舉,侮辱意味不大。”
“這很矛盾。”工藤新一問道,“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?”
柳原月解釋道:“我不能完全確定。但我認為,應該是有兩名女性對凶手產生了影響。凶手仇恨第一名女性,以至於仇恨一類女性。可又有另一位女性在凶手的生命中十分重要,這使得他不忍心做出過分的舉動,或者,是他不敢做。”
工藤新一:“不敢?”
“舉個例子,比如凶手幼時一直被耳提麵命要尊重女性,每當他違背的時候就會受到懲罰。等到凶手長大了,有自主能力之後,他的內心可能仍然充斥著童年時期的教誨,即便再憤怒失控,也會被刻在骨子裏的恐懼喚醒,無法做出‘出格’的行為。”
見到他露出了然的表情,柳原月繼續說道:“這三名死者可以看做是某一種象征,年齡從十九到二十七歲,都是適齡女性。職業雖然各有千秋,但從事的都是創造性的工作,哪怕是仍是學生的死者B,也是在藝術係就讀。她們與凶手私交甚密,還願意為之隱瞞關係,說明她們在這方麵的觀念相對一致,至少在凶手看來她們是一類人。”
她抽出一張白紙,邊寫邊說道:“基於以上幾點,即便暫時不能找到最初的死者,但我們已經可以得到凶手的部分畫像。
“凶手是男性。死者被害時並非立刻死亡,因此凶手需要有一定的體能製服死者。另外,死者均與凶手有親密關係,在無資料顯示死者的同性取向之前,凶手是男性的可能性極大。
“從作案計劃的完整性與嚴謹性來看,凶手屬於‘有組織力殺人犯’,社會地位不低,至少屬於中層人士,可以獲取年輕女性的信任,職業也應該和死者們從事的創造性工作有所相關。”
記錄下這幾點,她接著道:“凶手的童年不幸,大概率是單親家庭長大。鑒於他對女性有尊重的心理,沒有做出諸如強.奸之類的舉動,可以推斷撫養他長大的應該是他的母親,或者某位女性長輩。而父親的角色應該是缺席的,不會是死亡離世,更大可能是主觀離開了母子二人,這才導致了他童年的過大壓力。
“父親是拋棄者的可能性很大,這樣他的母親會在撫養他的時候經常提起‘不要變成你父親那樣的人’‘長大後要孝敬我’之類的話,不斷向他施壓。而如果父親是正常死亡,有生死作為依托,母子相依為命,凶手對母親的愛會更加畸形一些,映射在死者身上也會更加變態。”
這些理論放在這個世界是完全嶄新且陌生的,但工藤新一完全跟上了她的節奏,甚至在她說完之後立刻問道:“凶手對養育自己成人的母親抱有又敬又恨的感情,他的母親時刻約束著他,但這並不足以導致他在屍體上刻下簽名。還有更重要的角色,對嗎?”
柳原月簡直被他的理解能力與思維能力震驚了:“對,接下來需要分析的是凶手第一次殺害的對象。”
她維持住臉上的平靜,分析道:“我們需要明確的是,凶手並非出於‘黑發’‘薄荷’‘創造性工作’‘親密關係’這幾點原因殺害第一位死者。而是因為第一位死者,才有了這幾點受害人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