趙長康和王元鵝的通話記錄不多，每次通話時間都在一分鍾左右，這說明趙長康所說大概率屬實。

段明回了一句“無可奉告”後，問：“無緣無故，你們為什麽非得給王元鵝做臨終關懷？”

“怎麽會是無緣無故呢？警察同誌，聽你的意思，好像認為我們也在蹭他熱點。”趙長康的語氣聽起來頗為不滿。

“換成別人，是要經本人申請，我們組織內部對申請情況進行核實，再研究決定是否給予申請人臨終關懷。”

“王元鵝這人，雖然沒什麽素質，但他見義勇為，又是‘抗艾鬥士’……為了彰顯社會正義麵，積極弘揚社會正能量，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就算他本人沒有提出申請，我們作為專業的慈善機構，是不是也應該主動對他實施重點幫助，彰顯人文關懷？”

“他這樣的英雄楷模，雖然個人素質差了點，但也應該讓他感受到社會溫暖，不能讓他帶著未了心願去死吧？”

“但是，我也沒想到，王元鵝對我會這麽反感。他大概接受不了自己馬上就要去死的事實，所以一看到我就隻會更加‘紮心’。”

趙長康漫無目的、亂七八糟地說了一通，卻讓段明對他的懷疑減輕了八九分。

最後，段明提出最後一個疑問：“你這個電話號碼，是從哪裏來的？”

“堰城大學門口，有很多人在賣電話卡，賣給學生。他們為了搶生意，打價格戰。開學的時候，我從那裏路過，一看他們賣的電話卡一個比一個便宜，就想換個號，但我當時沒帶身份證，結果賣卡的說不用身份證也行，那我就換這個號了。你們不會連這個也要管吧？”

段明再無懷疑。況且，他們本來要找的就是王乾山和李倩。

除了“黑號”，還有個電話號碼同王元鵝有過十數次通話記錄。通過身份信息查詢，該號主人叫張得誌。

第一次通話時間在5月27日上午10點，為張得誌撥打給王元鵝，通話時間隻有1分半鍾。到了夜裏，王元鵝回撥給張得誌，時間長達25分鍾。

此後，張得誌和王元鵝基本一到兩天會有一次通話，大部分都是王元鵝撥打給張得誌。

6月22日夜裏11點，王元鵝撥打張得誌的電話，二人的通話時間長達近半個小時。

張培的口供中，曾說王元鵝於死前一個星期左右回過父母老家，也極可能就是在6月21日夜裏或在22日夜裏11點之前，王元鵝發現了遺留在下水道裏的手指骨。

王元鵝發現手指骨以後，於第二天夜裏，或者當天夜裏就同張得誌有過長時間通話，這意味著什麽？張得誌會不會就是王乾山？

6月26日淩晨1點，王元鵝回撥給張得誌最後一通電話，通話時長足有近40分鍾。這個時間距離王元鵝的死僅僅隻有兩天。

辦案人員立即回撥這個電話給張得誌。卻發現，這個號碼已停止使用。

啥都不用說了，立即找到“張得誌”本人。

麵對氣勢洶洶的警察同誌，張得誌滿臉地莫名其妙，對於被問及為什麽停止使用名下電話號碼，以及和王元鵝是什麽關係，在電話裏頭和王元鵝說了什麽，諸如此類的問題，更是如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。

張得誌滿臉委屈地說：“我名下的電話號碼一直在用。我又沒有欠錢不還，怎麽會莫名其妙就換電話號碼呢。王元鵝我倒是在新聞上看到過，但我認識他，他不認識我呀，也從來沒和他通過什麽電話。”

經查，張得誌本人使用的電話號碼和王元鵝通話的那一電話號碼，完全不是同一個。張得誌的身份證於一兩年前有過一次遺失。

毫無疑問，有人撿到了張得誌的身份證，並以他的身份信息辦理使用了電話號碼。

撿到張得誌身份證的人會不會就是王乾山？存在這樣的可能性，但沒法確認。

這一線索雖然到此中斷，但也並非毫無收獲。警方根據電話號碼“實名”注冊信息，追查到銷售這一電話卡的營業點，位於郾城汽車東站附近。

郾城汽車東站距離主城區有近40分鍾的車程，周圍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，沒有十萬也有八萬。王乾山和李倩會不會生活在這裏，要不要在這裏開展大規模排查，嚐試揪出這二人？

正當警方捉摸不透、舉棋不定時，剛從外地參加完培訓學習的向娟，在了解基本案情後，以看傻子一樣的眼神看著這幫大老爺們：“排查？為什麽有更簡單的辦法不用？”

什麽辦法？

“你們都瞎嗎？還是沒有常識？段明在監控視頻裏發現的穿紅裙的女人，騎的電瓶車尾端下部，遮泥板上肯定會印著電瓶車品牌。查出全堰城售賣這一品牌電瓶車的全部商家，再看看這些商家當中有沒有位於汽車東站附近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