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張餘糧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人都窩在山旮遝裏頭，距離縣政府機關大院還得步行二三十公裏的山路，這讓何春花上下班、照顧家庭都極為不便。

所以，何春花不但選擇不去政府機關大院工作，就連國家發的撫恤金也拒絕申領，還說他家男人死在戰場上，可不是為了讓他們一家人做國家的寄生蟲。然後繼續守在山旮遝裏麵，選擇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自食其力。

作為張餘糧的子女，張繼文也可以享受就學方麵的相關優惠政策。可他們家住的那地方，方圓十幾公裏就沒有一所正兒八經的學校。

縣政府說可以安排張繼文在縣城讀書，可問題在於，張繼文當時隻有六七歲，完全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。因此，這一政策至少在張繼文讀小學的時候沒法落實。

張繼文到了讀初中的年齡時，又不願意繼續上學了。

落後的教學設施和不穩定的教師隊伍讓張繼文的學習成績慘不忍睹，和縣裏的孩子壓根兒就沒法比。

小升初後，當地政府安排張繼文在縣裏的中學讀書。但張繼文上了幾天課後，覺得自己就像在聽天書，接著又想起馬上就要到農忙了，秋收時候的母親應該非常需要幫忙。

然後，她和學校說了一聲，即便學校不同意，她也充耳不聞，大搖大擺地走出學校回了家，準備在家幫母親做農活。

學校的老師最初還去過她家家訪，但在母親的責罵和老師的規勸中，張繼文仍然無動於衷，她始終認為與其在學校的課堂上打瞌睡，還不如在家多幫母親乾點活。

何春花和老師都無可奈何，隻能聽之任之。

就這樣，小學畢業的張繼文一直在沂蒙山區務農。

在張繼文21歲的時候，王文輝帶著18歲的王乾山來到沂蒙山區探望病重的何春花。家庭的重擔和長期的勞累，終於壓垮了這個倔強女人的身體，在讓自己的公公婆婆安享晚年後，她自己也倒下了。

這是張繼文第一次見到王乾山。

王文輝每年過年都會千裏迢迢趕過來給張餘糧的父母拜年，但都是單獨前來。

王文輝第一次到達沂蒙山區的時候，這個地方的貧窮落後讓他感到十分震驚，但也堅定了他當時留下來替張餘糧為其父母儘孝的打算。

張餘糧的父母拒絕了王文輝的好意，勸他回去，但王文輝不聽。何春花隻用了一句話就讓王文輝立即收拾行李滾蛋了，並且在往後每年過來時都不敢在她家裏長住。

何春花說，寡婦門前是非多，瓜田李下很可怕，您要真想幫張餘糧的忙，就不要讓我一家人出門被人戳脊梁骨。

這句話讓王文輝打消了最初的打算。

張餘糧的父母過世後，王文輝仍會每年過來，替他父母掃墓。

因此，張繼文對於王文輝自然不陌生。

但這次在何春花病重的時候，王文輝帶著王乾山過來，其意義自然不同。

病床上的何春花對眉清目秀的王乾山似乎談不上滿意，也談不上不滿意，隻授意王文輝父子先出去，將張繼文單獨留了下來。

張繼文麵對母親詢問的目光，羞答答地隻說了一句：“我聽媽媽安排……”

閨女的心意，何春花心知肚明。

王乾山雖然是個瘸子，但有一身書卷氣，看起來溫文爾雅，談吐不俗，這讓從小到大一看到書本就犯困的張繼文傾慕不已。

於是，這一對母女對於張餘糧的遺書遺言，也就並無異議。

我們再來關注王文輝父子。

光從王文輝的秉性來看，複員之後，他毫無疑問就成了家裏的“獨裁者”。大事小事，孩子讀書、結婚的事，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。

在王文輝看來，何春花和張繼文既然沒有提出異議，那麽王乾山娶張繼文也就成了板上釘釘的事實。

但張繼文在和王文輝的溝通過程中，怯生生地說過一句：“乾山一看就是個讀書人，我怕我配不上他。”

王文輝自然拍著胸脯安慰她，說這都是小問題，你也不要認為他讀書有多厲害，他今年考大學就沒考上。

這讓張繼文似乎安心了不少。

張繼文的無心之言卻提醒了王文輝。

即將結成一對新人的二人之間，似乎存在差異：張繼文隻是小學畢業，王乾山在這一年高考畢業又即將上大學。雖然，學曆文憑並不能代表什麽，也決定不了一個人的素養和前程，但卻著實能影響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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